文．攝影◎吳敏顯
西鄉菊次郎的孫子西鄉隆文（右一）參觀宜蘭設治紀念館。
頌揚日治時期首任宜蘭廳長西鄉菊次郎的德政碑，已成宜蘭河堤一景。
宜蘭河流過坎仔腳的頭頂，迅即扭轉半個腰身，集結浩浩蕩蕩一支接受檢閱的部隊，踢著正步朝前推進。過了中山橋，彷彿聽得一聲「向右看！」抬頭就望見一個日本廳長，像站在閱兵台的大閱官那樣，高高地站在堤防上。
如果，不是經過這麼操演，任令那肆無忌憚的水流直衝而下，肯定穿透老宜蘭城的心臟。
台灣光復迄今已經六十幾個年頭，這個叫著西鄉菊次郎的日本廳長，竟然還能安閒自若地站出如此架勢，我心底不免狐疑，這日本仔廳長恐怕有點恍神，一定以為自己依舊統領著這條河，統領著這片肥沃的土地。
無論太陽從東邊出來，或是日落西山的時刻，西鄉廳長都會在堤防上留下片刻的身影，長長地，猶如巨人的身影。任誰都看不出來，他在十七歲時曾被子彈擊中右小腿而跛腳。
百年史實恍如昨日
西鄉菊次郎在日本占據台灣初期，曾任總督府參事官、基隆支廳長，及首任的宜蘭廳長，後來回到日本第二年還當選京都市長。
西鄉廳長有個名字響亮的父親，就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三傑之一，也是日本人心目中的大政治家和軍事家西鄉隆盛。宜蘭人為西鄉菊次郎在宜蘭河中山橋畔的堤防上豎立這座大型的石碑──西鄉廳憲德政碑，並不因為他是誰的兒子，而是感念他在一百多年前建了這道堤防，攔住沖向老宜蘭城的洪水。
西鄉菊次郎在1897年5月至1902年11月，擔任首任宜蘭廳長將近六年。任內重視地方建設，修橋開路，興辦學校，而其中最為人樂道的便是興築宜蘭河南岸堤防，這一段從城郊七結到西門之間近兩公里的堤防，祛除了金六結、坎仔腳一帶和宜蘭市區年年遭受水患的痛苦。堤防完工十幾年之後，曾被命名為「西鄉堤防」，連同跨越河道的吊橋都被老一輩的人稱為「西鄉橋」，西鄉橋幾度改建之後，名稱才變為中山橋。至於「西堤晚眺」的景致，曾被視為蘭陽勝景，更是早年騷人墨客樂於吟哦頌讚的情境。
宜蘭人會幫一個日本廳長在河堤上豎立這座德政碑，在日治時代並不稀奇，但它歷經日本無條件投降、台灣光復、國民政府和軍隊撤退來台、當地堤防整建、鄰近的橋樑數度改建、宜蘭縣改朝換代等，一波又一波翻天覆地的大動盪，仍能夠被遷移保留，仍能夠意氣風發地屹立在風景如畫的河堤上，確實引人好奇。
近十餘年，許多遠來的日本遊客，聽說宜蘭河堤上有這麼一座銘刻日本官員功德的石碑，幾乎很難置信。他們心裡明白，日本雖然統治過這塊土地長達五十年，但畢竟戰敗投降迄今早已超過一甲子。全世界恐怕很難找到任何被統治者，如此持續歌頌統治者的事例。難怪這些日本遊客親眼瞧著親手摸著之後，總要翹起大拇指說，宜蘭人善良，而且有情有義。
2002年4月，日本拓殖大學校友組訪問團專程到宜蘭參觀「西鄉廳憲德政碑」及宜蘭設治紀念館。訪問團成員，包括西鄉菊次郎的孫子西鄉隆文，以及日治時期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後裔樺山薰等人。
西鄉菊次郎的兒子西鄉隆秀曾經擔任日本鹿兒島拓殖大學理事長，而拓殖大學前身係創設於台灣的「台灣協會大學」，西鄉隆文則是西鄉隆秀的侄子。2000年百年校慶時為了紀念西鄉隆秀，校友們決定把兩年後的第十七次懷念會，移師宜蘭並做尋根之旅。
身為陶藝家的西鄉隆文說，他已經兩度來宜蘭，對於百年前他祖父曾經住過的宜蘭，有一份特別的親切感，宜蘭人的樸實和熱心，讓他面對百年史實恍如昨日。
2007年11月，來自西鄉菊次郎家鄉日本鹿兒島龍鄉町教育委員會事務局，特別派遣一組攝影人員來宜蘭實地取景，拍攝有關西鄉菊次郎在宜蘭的紀錄片，做為教育下一代的鄉土教材。
看來，他們和很多宜蘭人一樣，並不清楚這座石碑能夠保存下來，和情義並沒有全然的關聯，其中似乎夾雜著更多離奇的機緣與巧合。
違章眷舍窩藏的時代風景
先說西鄉碑的由來。1905年宜蘭地方士紳發起刻製「西鄉廳憲德政碑」時，西鄉菊次郎辭職回到日本已經兩年多，還當選了京都市長，所以石碑刻好後一直放在民家庭院裡。直到1923年11月，距西鄉菊次郎離開宜蘭已經二十一年，大家才為石碑增建巨型基座，把它豎立到西鄉堤防上。在日本鹿兒島的西鄉家族，還送來一些樹木，栽種在石碑周邊。1928年11月西鄉菊次郎去世時，宜蘭街役場就是在這座德政碑下，舉辦蘭陽三郡聯合追悼會。
1949年秋天，台灣光復才四年時間，國民政府即失去大陸江山，大批軍隊和軍眷撤到這座海島上。部隊暫住學校或廟宇，眷屬則利用一些公有空地搭建簡陋住屋。豎立著「西鄉廳憲德政碑」的土堤位於市郊，很快被軍眷們相中，攜手搭建住屋。
帶狀的土堤一旦搭建房舍，只得挨家挨戶地排著隊，在寸土必爭情勢下，那些從鹿兒島移植過來的樹木，自然是上好的樑柱門框及熾旺爐火的薪柴。緊鄰石碑的住戶，把石碑基座當做是撐起屋簷的有力肩膀。先是收音機天線，後來是電視天線，也得勞駕石碑繫牢它。供輸電力的纜線，分別從石碑頭頂和腮邊橫越。而石碑必須勉強伸長脖子，才能露出個腦袋在長了青苔、芒草的屋瓦上喘氣。石碑的膝蓋和腳掌，經常堆著軍眷們從外頭撿回來的舊報紙、簿冊和空瓶罐。
好在這個日本廳長年輕時曾經留學美國，也當過日本外務省的翻譯官，不難看得懂那些廢紙和書冊裡的英文，至於密密麻麻的漢字，他也多少認得一些。偶爾他會低個頭閱讀，或當猜字謎那樣去排遣寂寞，聊以自娛。
住在這些屋瓦下的軍人和眷屬，心頭上總纏繞著因為日本侵略中國才讓共產黨得以壯大，才令他們家破人亡離鄉背井的鬱結。國仇家恨令他們每回見了石碑，都禁不住想去踹它一腳，可光著腳踹會傷了自己，穿了鞋又怕鞋子不耐使勁；午夜夢迴，氣不過時更想朝它撒泡尿屙坨屎，卻怕臭味薰到自己。唉！生活壓力緊迫盯人，每天顧著大大小小要躲避風雨要填飽肚子，天天又有個敵人虎視眈眈地站在海峽對岸喊著解放台灣。大家只好暫時忘卻站在身邊那個曾經拿著武士刀的老冤家。
這樣的日子，對這些軍人和眷屬，對西鄉碑同樣地漫長。直到1990年河堤整建工程必須拆掉所有的違章眷舍，才讓這座頌揚日本官員的石碑得以終止潛伏的歲月而重見天日。隔了幾年，再配合橋樑改建及宜蘭河濱公園南岸堤防景觀綠美化工程，把石碑往東挪移了幾公尺，鋪陳現在看到的風景。
事實上，日治時期在台灣各地留下的碑碣，光復後即陸續遭到搗毀或磨平，宜蘭地區並不例外。包括日本神社改建的員山忠烈祠，還有宜蘭公園和羅東公園裡的日式石燈、石橋欄、石獅都難倖免。頌揚西鄉菊次郎德政的石碑，能夠持續豎立在宜蘭河堤防，而且成為地景，恐怕得感謝那些違章眷舍幾十年的「窩藏」。
佇立宜蘭河堤上的告誡者
至於這個日本廳長和宜蘭的淵源，除了用心地方建設及治水有功，還有另一層其他日本統治者所沒有的深刻，這是一段在日本流傳了一百多年的傳說。傳說的緣起，在於西鄉菊次郎係西鄉隆盛婚後所生的長子，按照日本人的傳統，只有次子才會被取名次郎。長子被叫次郎，唯一的可能，就是西鄉隆盛早在結婚之前另有一個兒子。
這個故事，我曾在1998年4月寫過。大致內容是宜蘭縣史館發現蒐藏的書籍中，有一本出版於1936年的日文書籍《西鄉南洲翁基隆、蘇澳偵察》，這本書的副標題寫著〈嘉永四年在南方澳遺留子孫的故事〉，日本嘉永四年即西元1851年。此書係研究日本近代史作家入江曉風經過深入調查訪談後所撰述，縣史館立即委託通曉日文的宜蘭市中山國小退休老師范裔川進行翻譯。
根據書中調查報告指出，日本早有擴張版圖野心，西鄉隆盛在1851年以平民身分做掩護，來台灣刺探清朝軍隊防務。他從九州乘船沿著琉球群島南下，到基隆、蘇澳一帶港口進行偵查，同時在南方澳海邊向一名帶著孫女的老人租屋居住了半年。
入江曉風在書中說，西鄉隆盛在南方澳居住期間，與那老人的十七歲孫女兩情相悅，當西鄉隆盛離去後幾個月，那女子便產下一子。西鄉菊次郎則是在西鄉隆盛離開南方澳回到日本十年之後才出生。此事不但日本方面傳言四起，1873年日本海軍少佐樺山資紀會見南澳番大頭目後所寫下的《探險日誌》中，也提到在南方澳部落有日本人的子孫。這個海軍少佐，後來升到海軍大將，並奉派為日本占領台灣時的第一任總督，他和西鄉都是鹿兒島人。
根據入江曉風研判，西鄉菊次郎在近六年的宜蘭廳長任內，極可能和留在南方澳的同父異母哥哥見過面。兩人相見時間應當在他們的父親西鄉隆盛離開南方澳五十一年之後的1902年，這也是西鄉菊次郎在宜蘭廳長任內最後一個春天。只是西鄉廳長首度想探訪這個不曾謀面的同父異母哥哥時，卻因為這個傳聞中的哥哥出海打魚未歸，而未能如願。
不過，據入江曉風1935年到南方澳、宜蘭市、台北市等地實地查訪結果，從西鄉菊次郎擔任宜蘭廳長時的廳長室工友吳阿呆口中，獲得一些珍貴線索。經吳阿呆證實，西鄉廳長卸任前幾個月曾到過南方澳，而且在廳長回宜蘭廳不久，便有一名身材魁梧男子到廳長室見過廳長，且相談甚歡，那名男子長相確實像透了西鄉菊次郎。入江曉風認為，西鄉廳長極可能是礙於對方母親是原住民，即當時日本政府所稱的熟番，才未便公開相認，致使親情中斷。
入江曉風經由吳阿呆的協助，循線找到當年西鄉隆盛在南方澳租屋處鄰居、擔任過保正的劉馬荖，再追查出一名五十三歲的男子吳龜力，推測應該是西鄉菊次郎同父異母哥哥的兒子。
不管這樁歷史懸案有多少真實性，並未減損西鄉菊次郎對宜蘭建設的政績。在歷任的宜蘭行政首長中，西鄉菊次郎能以異國統治者代表身分，受到宜蘭民眾立碑誌其德政，堪稱異數。
「西鄉廳憲德政碑」持續豎立在宜蘭河堤防上，與其說是頌揚一個日本廳長在一百多年前的政績，不如說它是在告誡當今擁有權勢的各階層領導人：平民百姓想要的，絕非好聽的宣傳口號，辯才無礙的政治口水，以及任何花稍或強硬的統治手段；要讓大眾感戴，正確答案很簡單，就是及時解決民間疾苦，改善民眾生活。
資料摘錄自〈自由時報電子報〉網站
